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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澳大利亚史话28】第五部分: 土改传奇(1860-1880)

来源: 作者:平民 时间:2019-08-21 10:35:12 点击:

28.民族魂

路易莎写作受儿子影响,而劳森也从小受故事熏陶,得力于母亲支持写作出版。然而,晚年母子关系十分紧张,甚至痛苦见面不言。

丛林小说家诗人劳森( Henry Lawson,1867-1922)作为澳洲民族文学大家而为后人熟悉。其一生不幸几乎从出生就开始了。目睹不能养家糊口的父亲和不般配的父母婚姻生活。其七岁耳聋,在学校遭受歧视,内心孤独。在三年断续的学校学习后,他与父亲一起在农场干活。直到父母离婚,16岁后随母亲到悉尼居住。在母亲路易莎薰陶支持下,坚持喜爱诗歌写作。

1888年初,《公报》正式推出这位十七岁年轻诗人(12月26日出版),一时成为人们圣诞期间热议的文坛大事。由此劳森在《公报》开始其艰难困苦的写作生涯。得到公报给的5英镑火车票奖金到郊外旅行。他在六个月内,行走200公里,回来创作其最好的故事。共发表三百多篇小说和几个诗集。他的生活没有因为“名声”改观。1899年,他自己计算过去12年写作仅得到700英镑。他在1896年结婚后,有过短暂稳定生活,可以有机会离开悉尼到西澳和新西兰找工作。有人劝其到海外能扩大读者市场。他和妻子带着两个孩子到伦敦生活(1900-1902)。

劳森旅居伦敦,期待扩大影响,未能如愿。1902年返回悉尼,陷入创作苦闷,企图自杀,家庭婚姻破裂。因付不起孩子抚养费被关过牢房。此时他还未到40岁,生命已到尽头。尽管有朋友支持,他终日醉酒,抑郁症加重。常进出精神病院。其“瘦高个、褶皱衣、长胡子”,成为悉尼街道为人熟悉而可怜的形象,被漫画家(David Low)1911年画出卡通人物。55岁去世,与其后的鲁迅同岁而终。其文学天才受人敬仰,死后成为第一位接受新州政府葬礼的澳洲诗人。悉尼商业中心区东角广场竖立其雕塑像(1931)。

劳森描写丛林生活、赞颂伙伴情谊、暴露现实的不公和无奈,发出“澳大利亚的声音”。有人评论,没有澳洲文学家能受到历史学家如此这般强烈兴趣,如同劳森本身就是一部澳洲史。他的种族主义、排犹主义、反智力主义、武力主义和厌恶女性,自上世纪五十年代后受到新左派批评检阅。史家将继续解读其思想内涵,而其作品比任何史家评论都更长久地活下去。

29.民族之歌

与劳森同代人,佩特森(“Banjo” Paterson,1864-1941)以笔名“班卓”写作,是《公报》学校的重要成员。若劳森是现实主义作家,他便是浪漫主义诗人,如同中国有李白与杜甫并驾齐驱。他们构成澳洲文化民族魂。

与劳森的困苦一生不同,佩特森出生富裕家庭,有完整教育和职业稳定工作。 他早年记忆是住在新州西南部Yass附近牧羊站。父亲管理家庭房地产,母亲操持家务,他们孩子从小听老牧羊人讲故事民谣。冈德戈(Gundagai)是典型的澳洲小镇,因有文人墨客常住,而成散发浓郁文化传统的乡村。

小学毕业后,他与姥姥住,在悉尼语法学校读书。1886年,在岩石区一家律师事务所工作。厌恶办公室生活,他改行做记者,往来于城市与丛林乡村之间。这激发了他诗歌文学创作的源泉。

从内地旅行中,从他个人有喜爱骑马的兴趣,从民谣故事里,他提炼出澳洲人对马的崇拜精神。1895年,《来自雪河的人和其他诗歌》出版,立即畅销。第一版1,000册几周内售罄。

主角是勇敢的年轻骑手。一群牧羊人追赶脱缰野马,瞧不起身边这位身体赢弱的小伙子。当老骑手要放弃追赶时,正是这位貌不惊人的小伙子,勇敢征服了烈马。影片《澳大利亚》(2008)再现了诗歌里征服狂奔骏马的惊险场面。维州北部雪河地区启发其创作灵感。

同年,他在昆州旅途创作《肩囊旅行者》(Waltzing Matilda),一度成为澳洲国歌,至今仍是最广为传唱的民族之歌。主角丛林流浪打工汉,在水塘河边露宿。见一头羊来喝水,他乘便捉住并塞进肩囊袋。牧羊主和警察赶到查问。他跳入水塘,拒捕自溺身亡。水塘从此永远有鬼魂的叫声。这个“宁死不屈”的形象,成为澳洲文学“抗争权威、同情弱者、颂扬平等”的主题,与殖民流放地的痛苦历史联系,触动心灵,赢得人们同情悲悯,众口传唱。

佩特森对劳森写内地凄凉恐怖,以《捍卫丛林》(1892)诗歌诘问,你听到过有比电车、公车吵杂之声更甜美的丛林天籁之音吗。比起劳森对选地主的敬佩,佩特森对负债的选地人和流动的剪羊毛工很少抱怨。佩特森似乎比劳森有更广泛的丛林知识,使其作品在丛林有广大读者欣赏群。因为在那丛林就是生活的年代,丛林人别无选择。他们要诗歌带给生活的自由乐观进取的声音。

30.自豪的澳洲人

若劳森描写丛林男子的勇气、毅力、独立性和反抗精神,佩特森则赞颂骑在马背上的人的勇敢无畏,和背着行囊的旅行者的坚韧不拔。佩特森诗歌写“先驱者传奇”,等同劳森短篇故事讲“澳洲人传奇”。要简单区别,便是浪漫与现实笔法不同。

佩特森和女诗人、记者和社会活动家吉尔摩(Mary Gilmore,1865-1962)的人头像同在10澳元纸币上。吉尔摩与劳森和斯蒂芬森及其《公报》文学杂志刊物都有密切联系。最早劳工妇女成员和积极活动家。工人妇女报主编。其活得长,德高望重,晚年在悉尼文化圈享有盛誉。其生日成公开欢聚的场合。97岁高龄去世。

儿童作家特纳(Ethel Turner)写《七个小澳洲人》,获得国际声誉,列入海外的畅销书名单(1894)。她当时21岁。姐妹俩从英格兰移民,热爱文学,还在青少年时就办自己的文学杂志,持续三年。这为其后来作家职业打下基础。

在这块没有战争烟火的荒野褐色土地上,没有大英雄,可靠理想的人是伙伴。经过洗礼换代,他们不再是囚犯,而是新生代、牧场人、剪羊毛工、出入内地的矿工、穿山越岭者、勘探者、丛林帮、圈地主、选地人、行囊者、流浪汉、街边孩子、老醉汉( sundowner)。 他们向沿海地区城市聚拢,寻求更有利于生存的社会制度和宜居环境。

这些带着泥土味进城的人,“个高、粗旷、大下巴”,善于骑术和游泳 。他们发明以团队配合、个人直接闯关的“澳式足球”。外表看,他们似粗俗无礼,狂妄自大(cocky),有些贪婪,不太尊重权威,“从不抬头看,向任何人脱帽致敬”;内里看,他们如美国作家马克吐温所观察,“热情、友好”,“容易相处”“乐观自信”“充满活力”,有祖宗英国人那份友谊,却没有他们的羞涩和自我意识。工作起来时,自觉努力,从不偷懒。一个剪羊毛工一天不剪个百只羊,只能叫学徒工。闲暇时,嗜酒,无所事事,真懒。

美国作家马克吐温于1895年9月访问澳洲,到悉尼演讲。《悉尼晨报》称其为“世界最搞笑作家”。他留下澳洲人好印象。

31.民族特性

澳洲作家克拉克观察,不同英国人势力,美国人夸张,法国人挥霍,澳洲人特性就是醉汉,“叫喊”(shounting)为其显著特征。

宗教支配个人生活。尽管政教分离,澳州依然是个基督教国家。新教从殖民地开始就是主流教派。随移民人进入,不同教派比例在各州不尽相同。英国国教最大,可在南澳和维州不那么强。天主教为第二大教派,在南澳和塔州弱势。南澳新教徒最多,还有高比例的殉道宗、浸礼会、礼拜众会。直接导致南澳政治改革热情高。维州有最多苏格兰长老会。其常与新州支持工党的天主教,多有政治决策分歧。

多数宗教派来自英国,德国路德派主要集中在南澳、昆州东南部和维州靠南澳边界地区。其他宗教如穆斯林、佛教要等一百多年后的多元化社会才显出其大量信众教派。因为多教共存,新教徒在“三个限制”(限制星期天工作、限制喝酒、限制赌博)方面所起的作用由强势逐步减弱,澳州日益世俗化而宗教文化不再重要。如同当今不少人以“节日快乐”代替“圣诞快乐”。

运动成为澳洲民族特征。运动强有力塑造了民族的自豪和澳洲人的强壮体魄,甚至道德社会意识。历史学家博尔顿认为,天主教和新教徒家庭,把要求“玩规则、服从裁判”的运动,作为培养锻炼孩子生存能力的途径。契约、合作、诚信,无不运动培养。这与华人靠读书好、谋生存的思想观念大不同。

一般人认为,殖民地女人好看但真正美的少见,全因骄阳似火这个恶魔,损害了她们青春娇好的面容。澳洲女人能干有活力,少有虚装假意,在选丈夫时,为爱结婚而不全是为金钱。她们的率直友情,若有错,便是来自她们的头脑而不是心灵。在这不应是女人住的地方,丛林生活自然锻炼出她们的倔强刚毅。

坚持宗教自由,澳洲提供了所有教会派别甚至个人都一律平等的社会环境。若把澳洲人都看成是些过份爱好野蛮运动而不关注智力活动的族群,那么,一百周年前后,他们群策群力加快统一步伐,建设文明社会,建立澳洲联邦政府,这些需要通力合作、协商妥协的大智慧,便无从理解了。这时期走出国门,看邻居亚洲的杰出人物是,维州本地生人莫里森 (George E Morrison,1862-1920)。他是杰出记者。学医因行走中断。其后继续完成学业。仅有两年行医后,便追求新闻报道记者事业。

32.“中国的朋友”

莫里森一生可谓“动与静”传奇。论“动”,他行走过墨尔本到阿德莱德,1,207公里(1882);墨尔本到昆士兰,来回123天,3,219公里(1883);从上海出发的中国内地行,4,828公里(1894)。为此险些因流感丧命。可谓最早“万里长征”第一人。

伦敦泰晤士报赞其取得人类最了不起的行走成就。他因此获得住北京通讯记者身份。论“静”,他几乎全待在中国,长达二十多年(1897-1919),经历义和团、辛亥革命和袁世凯复辟,并成为袁身边顾问。世称“中国的莫里森”。澳洲国立大学特别纪念,设年度“莫里森演讲”。

另一位与莫里森经历相似的是,“中国的端纳”(W.H. Donald,1875 -1946)。他自1903年进入中国,生活其中38年。做过蒋介石顾问。《端纳回忆录》(2013年中文版)涉及清末至民国一系列重要事件和人物。史料价值珍贵。

澳洲共和问题早有讨论。不仅《公报》明确提出澳洲共和主张,而且社团运动发展迅速。在1880年间,高峰期出现过15个共和组织和20家报纸新闻媒体,遍及城市和乡镇。1887年,“澳洲社会主义者联盟”在维多利亚女王日举行共和集会,引起过骚乱。

这个时期,人们提倡“共和”术语,一般与澳洲反君主的民族主义和澳洲独立于英国联系,但这不是其最关注内容。彼此借其名,各有所求。

史家认为,当时有三种“共和”思想。一是来自法国大革命和美国潘恩的著作;一是澳洲贵族和农场主接受希腊史家波利比奥斯、雅典政治家梭伦、古罗马政治家西塞罗的共和思想;一是英国1866年后的宪政议会的民主政治。

由于多数人来自英国,自然乐意接受英国宪政民主。这应该是导致1856年后各州组建“责任政府制”(responsible government)直接原因。

各路共和主义者,主要反对专制,而非君主制,尽管行动上有可能导致独立于英国。当政府专横跋扈时,如吉普总督1840年的独裁做法、英大臣坚持输送囚犯的固执、英政府不愿保护澳洲利益阻止外国势力入侵的疏忽,在这些原则大事面前,每每让殖民地共和主义者不满,甚至愤慨,可他们仅是要求政府接受其改革主张而非提倡暴力推翻它。

33.“共和国”争议

前面提到那位小心眼嫉妒女人的苏格兰牧师兰吉,不仅反对天主教帮助爱尔兰人来澳洲,而且有最强烈“脱英”搞共和的主张。可是,他强调其共和的独立自治政府,要以圣经为基础,要有长老会的神学原则,要在宇宙神政府内有民主代表。反对兰吉主张的人,提倡世俗政府。“共和”成信仰与世俗之争。亨利?帕克在一篇论述“帝国”文章里,澄清混淆视听看法,认为澳洲共和主义,如果论实际而不是名义,应与英国宪政相一致,不应互斥冲突。这为后来各界人士讨论联邦政府问题定下重实轻名基调,不在乎其有无“共和”的字眼。自然,这个经法国、美国革命提倡的字眼,流过血,过于刺眼,最好抹去,所谓眼不见为净。

工会组织出于社会公平公正,大力拥护共和,发挥最大影响力。他们在联邦问题上倒不太介入,更关注如何解决内地的社会不平等、工人低工资问题,同时如何在罢工、社会公平斗争中保证权益获得胜利。工会领导人莱恩,明确表示他不赞同一个没有社会改革、民主政治的共和主义。这也是后来工会工党所采取的现实主义态度,最终接受一个支持君主立宪、忠诚英帝国的联邦政府。史家所谓“独立的澳大利亚英国”(Independent Australian Britons)。

史家赫德森(Wayne Hudson)提到,天主教神父始终赞同英皇君主制,如同当时易受攻击威胁少数民族中国人态度一样。这是笔者首次见史家肯定华人对澳洲共和问题有影响的说法。好奇之后查考认为,华族在1890年有49,000人,虽占澳洲人口1.33%(3,672,000欧洲人),可自1851年来澳居住生根后,早有雷亚妹、梅光达等华人大商家及其华裔后代律师各界人士参与议政,直接或间接影响政府议员看法,因而,确实对澳洲选择“共和”问题有一定影响力。这个“影响”还可见政府其后制定移民限制法,区分内外,给予境内华人出境者免试纸即“回头纸”(有关华人状况见笔者《西金山史话》,第215页),如同华人在美国旧金山大地震后有“纸生儿”出入。这些值得进一步探讨。华人如此受歧视,依然坚持甚至冒死进入“接受歧视”,理应深入探讨其心理和社会宽容自由度。

辩论是民主的重要原则。民主非仅仅是选举。大选前辩论,为选择最好治理政策提供各种方案。“共和”争辩讨论,为澳洲以和平协商方式诞生联邦政府铺平了大道。建什么样联邦政府又有十年争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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